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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跡山民 - 曹建明 首頁
毛澤東的“大音希聲”,與“曲高和寡”
2020-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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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什么是“大音希聲”,什么是“曲高和寡”。

    “大音希聲”,語出春秋時代老子的《道德經》,是謂:“大方無隅,大器免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p>

    它的意思是說:最大、最美的聲音,就是那種凌駕于其它聲音之上的、虛無縹緲的聲音。

    “曲高和寡”,語出戰國時代楚國人宋玉的《對楚王問》,是謂:“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p>

    意思是說:曲調越是高深,能夠跟著唱和的人,就越少。

    “大音希聲”,是最美的聲音。

    然而,“大音希聲”,美則美矣。

    它被其它的聲音所阻隔、不能夠被聽眾們所聽到,那又有何用呢?

    那又何來的、能夠令人感動的美呢?

    “曲高和寡”,是上乘的曲調。

    然而,“曲高和寡”,上乘倒是上乘矣。

    它不能夠讓眾人跟隨著唱和,也就產生不了同聲共氣、同氣連枝、同聲相應、同聲共振的宏大效果。

    那又有什么實際的社會效用呢?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毛澤東的聲音,無疑就是最美的、最大的聲音。

    毛澤東的“大音希聲”,與“曲高和寡”

    但是,毛澤東的這種最美的、最大的聲音,就也曾經遭遇到“大音希聲”,與“聽眾”相阻隔、不能夠被“聽眾”們所聽到的遺憾,以至于使中國革命,多費了許多的曲折,多流了許多的鮮血。

    早在1925年12月,毛澤東就寫出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指出農民階級是工人階級的朋友,是中國共產黨重要的力量源泉,是中國革命的主要發動和依靠對象。

    但是,他的這個聲音,被當時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主流的、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的聲音所阻隔。

    作為當時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陳獨秀,不允許這篇文章,在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上發表,以至于毛澤東的這個當時中國共產黨內最美、最大的聲音,不能夠被全體中國共產黨黨員們所聽到。

    這就必然地導致后面所發生的事情。

    1927年4月11日,國民黨軍隊,繳了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槍,次日,又向罷工示威的工人們開槍。

    毛澤東當時,在武漢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

    在4月27日的中共五大上,他提出了"迅速加強土地斗爭"的建議,卻沒有得到討論。

    5月21日,在長沙,何鍵、許克詳開始捕殺共產黨員,中共湖南省委,卻選擇忍讓和退避,取消了10萬農軍進攻長沙的計劃。

    為此,毛澤東的心情,非常沉重,從而寫下了著名的《菩薩蠻·黃鶴樓》一詞:

    “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黃鶴知何去?剩有游人處。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澤東的“大音希聲”,與“曲高和寡”

    這就是說,毛澤東當時,因為沒有取得黨的領導權,他的聲音,雖然最美、最大,卻因為被其它的聲音所阻隔,而不能夠被“聽眾”們所聽到。

    這就是毛澤東的“大音希聲”。

    那么,什么是毛澤東的“曲高和寡”呢?

    1927年9月9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特派員,前敵委員會書記的身份,領導秋收起義。

    在起義中,他根據具體情況,及時改變戰略與策略,放棄攻打長沙的計劃,到達井岡山,開創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期間,他還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決定把黨的支部建設在連上,確定了黨指揮槍的基本原則。

    但是,他的這些正確思想和決定,并不是能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理解和支持。

    他們進入井岡山后,所重點依賴的當地農民武裝的領導人袁文才、王佐,十分崇拜毛澤東,也得到了毛澤東的信任。

    可是,當毛澤東帶領一部分部隊,離開井岡山后,袁文才、王佐,就被作為異己分子給處置了,從而直接導致井岡山根據地的丟失。

    毛澤東的“大音希聲”,與“曲高和寡”

    這就是毛澤東“曲高和寡”的表現。

    而在離開井岡山,到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建立了新的中央蘇區之后,毛澤東,更是因為“民主選舉”,而失去了紅四軍前委書記的職務。

    這就是他的“曲高和寡”的無奈了。

    這就是說,即使是毛澤東取得了領導權,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能夠做出自己的決定,但是,由于他鶴立雞群,格調高深,一般人,都與他不在一個層次上,根本就不能夠理解他,那么,他也是很孤獨、很無奈的。

    毛澤東的“曲高和寡”,不是他的錯誤,而是整個中國共產黨的錯誤,是整個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的層次,都還沒有提高到應有的高度。

    而應有的高度,是在挫折中達到的;錯誤,就必然要付出錯誤的代價。

    紅軍長征,血戰湘江,損失慘重。

    這時候,中國工農紅軍和中國革命,走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

    毛澤東的“大音希聲”,與“曲高和寡”

    這時候,毛澤東,終于被一些人所“理解”,終于被推上了一線領導崗位。

    只是,這并不是中國共產黨,選擇了毛澤東;而是歷史,選擇了毛澤東。

    毛澤東的“曲高和寡”,使他在一個歷史時期內,根本就不能夠被人們所理解,只能是被人們所仰視和崇拜。

    而在不被理解的情況下,那種仰視和崇拜,就必然,是由流血又流淚的慘痛教訓所形成。

    往事如煙。

    毛澤東的“大音希聲”與“曲高和寡”,已經成為過去。

    而在今天的中國現實中,有沒有其它形式的“大音希聲”,與“曲高和寡”呢?

    在今天的中國現實中,像老曹這樣的“民科”,是根本就沒有資格,在正規的學術刊物和學術網站上發表自己的觀點的。

    那么,是不是老曹的觀點,就真的很“民科”呢?

    這里,老曹就選一些歷史學方面的自己的觀點,來讓大家見識一下。

    在現在的歷史教科書中,關于中國社會歷史階段的劃分,還是“原始—奴隸—封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五段論”。

    就是把中國歷史上的夏、商、周時代,定為奴隸社會;把秦朝到清末,定為封建社會。

    而這樣的劃分原則,最早,是由馬克思基于歐洲社會的歷史現象所提出的,馬克思本人曾經說過,自己提出的“封建社會”,僅適用于西歐。

    毛澤東的“大音希聲”,與“曲高和寡”

    可是,這個劃分原則,后來被列寧、斯大林所發揚,進而就被中國一些學者,依樣畫葫蘆,也套用在了中國歷史的頭上。

    而到現在,是有相當多的官科學者與民科學者,不滿意這種劃分了。

    那么,這種劃分方法,有什么問題呢?

    新的、正確的劃分方法,又應該是怎樣的呢?

    雖然是吵吵嚷嚷,卻并沒有一個學者,發出自己的時代最強音。

    所以,老曹便就這個問題,來向大家發出自己的聲音。

    “五段論”的問題,并不僅僅是由于,她是從歐洲歷史出發看問題。

    她的根本錯誤是在于,她沒有在一個統一的、本質性的基礎上,去定義歷史上的各個歷史階段。

    她沒有遵循一個統一的邏輯原則,去定義各個歷史階段,而僅僅是根據發生在歐洲地區的、各個歷史階段的某些特殊現象,去定義歷史階段。

    這樣就不可能“放諸四海而皆準”。

    “五段論”中的原始社會概念,是基于這時期的歷史現象、與后來的歷史現象進行對比而作出的;奴隸社會概念,是基于當時社會的生產關系而作出的;封建社會概念,又是基于當時社會的上層建筑而作出的;到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其概念,又是基于當時社會的意識形態、文化觀念而作出的。

    這樣,每個歷史階段的概念之內涵,就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基準,沒有一個統一的邏輯本質,而僅僅是基于其各不相同的社會現象。

    這就是她不適合于中國歷史階段劃分的根本原因。

    那么,我們應該怎樣來劃分歷史階段呢?

    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第一推動力。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所表現的社會現象,就是最根本的、具有歷史特點的社會現象。

    所以,我們應該基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特點,來劃分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階段。

    根據這樣的劃分原則,中國的夏、商、周時代,就是奴隸式大農業生產時代;秦朝到五代十國,就是家庭式小農業生產時代;宋、元、明、清和民國時代,就是工商業生產與小農業生產競爭并舉的時代。

    毛澤東的“大音希聲”,與“曲高和寡”

    通過這樣的劃分,我們就能夠看清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本質,從而,就容易理解不同歷史階段所發生的不同的社會現象。

    為什么秦朝到五代十國的對外斗爭,就沒有主和與主戰的分歧?

    為什么到了宋朝,對外戰爭就有了主和與主戰的分歧?

    為什么秦朝到五代十國的對外斗爭,都沒有徹底失敗的現象;而到宋朝與明朝,對外斗爭,就一再地徹底失???

    毛澤東的“大音希聲”,與“曲高和寡”

    我們從兩個時代不同的社會本質,就很容易找到原因。

    秦朝到五代十國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決定了那個時代的社會意識,是統一的、唯一的,就是農民地主階級的思想意識。

    而宋朝到明朝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工商業生產與小農業生產并舉。

    這就決定了這個時代的社會意識,不統一、不唯一。

    工商業生產依賴的是每天的工作;小農業生產依賴的是一年的運氣。

    這樣的生產特點,聯系到對外戰爭中,就是工商業生產者,害怕每一場戰爭,所以主和;小農業生產者,希望以戰止戰,所以主戰。

    所以,工商業生產者的社會意識,與小農業生產者的社會意識,是大不相同、甚至是完全對立的。

    這就可以解釋,秦朝到五代十國的對外斗爭,為什么沒有主和與主戰的分歧;而到了宋朝,就有主和與主戰的分歧。

    這個主和與主戰的分歧,就是來源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發展變化。

    因為社會意識統一,所以,秦朝到五代十國的對外斗爭,就沒有徹底失敗的現象,

    因為社會意識不統一,所以,宋朝到明朝,對外斗爭,就一再地徹底失敗。

    當然,老曹的觀點不止這一個。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也就是說,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唯一推動力。

    老曹同意這個觀點,但是,老曹又認為這個觀點不完善。

    老曹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遵循的是“兩條腿”走路的方針。

    毛澤東的“大音希聲”,與“曲高和寡”

    生產力(客觀)是“左腿”,民族文化——價值觀(主觀)是“右腿”。

    很顯然,中國社會從唐朝進入宋朝,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是中國工商業生產大發展的結果。

    但是,中國社會進入工商業生產大發展的時代,與西方社會進入工商業生產大發展的時代,所產生的政治效應,是大不相同的。

    西方社會產生了“羊吃人”的政治政策。

    毛澤東的“大音希聲”,與“曲高和寡”

    中國社會產生了“王安石變法”。

    毛澤東的“大音希聲”,與“曲高和寡”

    雖然“王安石變法”沒有成功,她卻反映了中國“肉食者”——秩序制定者,對于工商業生產發展的態度,是反對工商業生產對于農業生產的擠壓。

    這就是民族文化——價值觀對于社會發展的干預。

    同樣,西方社會“羊吃人”政策的推廣,也是西方民族文化——價值觀對于社會發展的干預。

    不同的干預,就產生了不同的效果。

    西方社會,是大踏步地前進。

    而中國社會,卻是一再地被北方少數民族所完敗。

    還有,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同樣都經歷過一個“封建時代”。

    而中國“封建時代”,是發生在奴隸式大農業生產時代的末期——周朝。

    西方“封建時代”,卻是與整個家庭式小農業生產時代同步。

    這同樣是民族文化——價值觀對于社會發展的干預。

    中國的“封建”,是為了遏制土地兼并、是為了遏制部落戰爭。

    總之,是為了維護天下穩定。

    西方的“封建”,卻是為了對抗集權專制、維護被“封建”者的個體自由。

    同樣的“封建”,其“封建”的目的,卻是絕然相反,也產生了絕然相反的歷史作用。

    中國的“封建時代”,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文化大發展時代。

    西方的“封建時代”,是一個文化至暗的“中世紀”時代。

    這些,都是民族文化——價值觀左右歷史發展進程的有力證明。

    這些歷史現象,充分說明,人類社會,是用“兩條腿”走路的。

    這也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對物質有反作用”的哲學原理。

    毛澤東的“大音希聲”,與“曲高和寡”

    老曹的第三個歷史學方面的觀點,就是:社會基本矛盾受生產力(左腿)制約;社會主要矛盾受價值觀(右腿)制約。

    每一個時代的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隨著生產力水平的發展而各不相同。

    奴隸式大農業生產時代的基本矛盾,是奴隸階級與奴隸主階級的矛盾,這個矛盾是受生產力水平(左腿)制約的。

    毛澤東的“大音希聲”,與“曲高和寡”

    由于生產力水平沒有大的變化,所以,即便是夏、商、周改朝換代,這個基本矛盾也沒有變化。

    而一旦生產力水平發生顯著變化,則這個矛盾解決,奴隸階級變化成農民階級。

    奴隸式大農業生產時代的主要矛盾,是部落與部落、諸侯與諸侯之間的兼并斗爭,這個矛盾是受價值觀(右腿)制約。

    毛澤東的“大音希聲”,與“曲高和寡”

    中國社會的價值觀是講究和諧與穩定,所以,中國社會的政體是王朝專制,王朝是站在弱勢部落與弱勢諸侯的立場上,制止強勢部落與強勢諸侯對于弱勢者的兼并的。

    每一個王朝的衰落與滅亡,都是王朝不能制止部落兼并,社會的主要矛盾激化的結果。

    西方社會的價值觀是講究民主與自由,所以,西方社會的政體是貴族共和,朝廷為了維護內部穩定,就不斷發動對外戰爭,以轉移社會內部矛盾。

    毛澤東的“大音希聲”,與“曲高和寡”

    家庭式小農業生產時代的基本矛盾,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這個矛盾是受生產力水平(左腿)制約的。

    毛澤東的“大音希聲”,與“曲高和寡”

    由于生產力水平沒有大的變化,所以,即便是兩漢、三國、魏晉南北朝、隋朝和唐朝,不斷地改朝換代,這個基本矛盾也沒有變化。

    而一旦生產力水平發生顯著變化,則這個矛盾解決,農民階級變化成工人階級。

    家庭式小農業生產時代的主要矛盾,是大地主階級與小地主階級的兼并斗爭,這個矛盾是受價值觀(右腿)制約。

    毛澤東的“大音希聲”,與“曲高和寡”

    中國社會的價值觀是講究和諧與穩定,所以,中國社會的政體是王朝專制,王朝是站在小地主階級的立場上,制止土地兼并的。

    每一個王朝的衰落與滅亡,都是王朝不能制止土地兼并,社會的主要矛盾加劇的結果。

    工商業生產與小農業生產競爭并舉時代的基本矛盾,就是雇工階級與雇主階級的矛盾,這個矛盾是受生產力水平(左腿)制約的。

    由于生產力水平沒有大的變化,所以,即便是宋、元、明、清改朝換代,這個基本矛盾也沒有變化。

    工商業生產與小農業生產競爭并舉時代的主要矛盾,就是工商業生產者與農業生產者之間的矛盾。

    由于南方工商業生產發達,北方工商業生產落后,這種矛盾還轉化為地域性矛盾。

    正是由于工商業生產者與農業生產者之間的矛盾無法克服,才導致宋、元、明、清各個朝代的改朝換代。

    關于老曹的以上觀點,網友們服不服呢?

    這樣的觀點不能夠在正規的學術刊物和學術網站上發表,是不是屬于“大音希聲”呢?

    當然,“大音希聲”其實也沒什么大不了,如果不是同時也“曲高和寡”的話。

    老曹,其實是毛澤東的崇拜者。

    以一個崇拜者的身份,將自己和自己所崇拜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相提并論,這其實是有著很大的心理折磨,有著很大的負罪感的。

    可是,面對當今的網絡現實,我不如此,又何以引起關注?

    又何以騙得一些標志著成功與失敗的點擊量?

    “大音希聲”不是悲哀,“曲高和寡”也不是悲哀。

    “大音希聲”而又“曲高和寡”,這才是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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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簡介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區肖港鎮永華村人,高中文憑,農民工,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致力于中國古典哲學《易經》的思考研究。關注中國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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