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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宏觀:無法復活的奧地利學派
2020-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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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28日由先知書店策劃,換盅鹽撰寫了《奧地利學派的五大貢獻》一文,該文羅列了奧地利學派對現代經濟學有五大貢獻:

    1、邊際效用--現代經濟學大廈的基礎

    2、主觀價值論--破除客觀價值論的謬誤

    3、時間偏好利息理論--為利息與資本正名

    4、機會成本--成本,就是放棄的最大代價

    5、企業家精神--經濟增長真正的引擎

    這只是鼓吹奧地利學派的一個片段,2009年2月14日,張維迎發表了《危機中的選擇》,作為主流經濟學對次貸危機的反省,他將失敗責任推給了政府錯誤的政策,提出經濟學要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復活奧地利學派。

    新宏觀認為:奧地利學派無法復活,原因如下:

    首先,負利率時代否定了所謂時間價值論

    2014年6月,歐洲央行宣布將隔夜存款利率降低到-0.1%,正式開啟了歐元區的負利率時代。

    2016年2月,日本央行開始施行負利率政策,日本也開始步歐元區的后塵,進入負利率時代。

    截至2019年11月,10年期國債到期收益率為負的國家包括:德國、法國、荷蘭、瑞士、日本等。

    2、經濟危機恰恰是企業家集體失能的表現

    首先,沒有勞動力、技術、自然資源,企業家的組織能力只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其次,經濟危機時企業家才能集體消失了。

    邊際效用價值論將現代經濟學引向歧途

    邊際效用價值論的進步作用為將經濟學從供給側轉向了需求側,但它的轉向并不成功,因為該需求側是主觀的,而非客觀的貨幣計量,這是一條歧途。另外,它片面強調需求單方面決定價格,否認供給的影響,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微觀個體對效用有不同偏好,但在宏觀上總效用基本不變,比如,每年的糧食消費保持穩定,即宏觀上效用消失了。

    消費者均衡條件表明,每一單位貨幣不論用購買X還是Y商品,所得到的邊際效用都相等,也就是說,效用為貨幣所取代。

    決定價格的,既包括需求,也包括供給,這是因為:

    買賣雙方均依據價格=總需求/總供給。

    對于買方而言,即買方價格=貨幣支出/需要商品數量,這是它的買價底線;

    對于賣方而言,即賣方價格=貨幣成本/產出商品數量,這是它的賣價底線。

    如果需要商品數量大于產出商品數量,買方減少需要商品數量,則是賣方市場;

    如果需要商品數量小于產出商品數量,賣方產出商品數量過剩,則是買方市場;

    如果需要商品數量等于產出商品數量,則是平衡市場。

    雙方就此協商,權衡利弊,相互妥協,達成一致,得到成家價、成交量、成交金額。

    所以,對于成交價格,買賣雙方都有影響。

    主觀效用價值論并不是有效需求,因為它沒有貨幣表達,由此遠離了貨幣循環,無法形成貨幣的閉合,找不到經濟周期的根源,只能讓經濟學在黑暗中無盡摸索而一無所獲。

    4、個人主義極端化導致社會分裂

    現代政府是社會管理者的集合,奧地利學派將個人主義極端化,否定集體主義與公共利益,結果坑蒙拐騙、強取豪奪盛行,無政府主義蔓延,個人原子化導致社會分裂,危及人類文明進程,因此要將經濟人理性自利的假設變革為理性利己與利他的兼容體,才能保證個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

    5、奧地利學派的商業周期理論屬于盲人摸象

    張維迎在《危機中的選擇》中寫道:只有奧地利學派的米塞斯與哈耶克根據他們的商業周期理論預測出1929-1933年那場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盡管他們沒有指出準確時間。20年代美聯儲實行持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貸規模膨脹,最后的結果必然導致大危機、大蕭條。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利率過低會扭曲資源配置信號,企業家就開始投資一些原本不該投資的項目,特別是一些重工業、房地產等資金密集型產業,它們對利率的反應非常敏感。流動性過剩導致的股票市場泡沫會進一步助長固定資產投資熱潮,導致投資過度擴張。越來越大的投資需求導致原材料價格和工資的相應上漲,投資成本上升,最后證明原來的投資是無利可圖的。當政府沒有辦法如之前那樣繼續實行擴張性政策時,股票和地產泡沫破滅,原來的資金沉淀在不可變現的固定資產 (如廠房和地產)中,資金突然不足,投資項目紛紛下馬,大蕭條由此發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們看來,任何一個經濟中,人為造成的繁榮一定會伴隨一場大衰退。凱恩斯主義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理論依據:需求不足,市場失靈,解決的辦法就是政府介入市場,增加需求,從而使經濟從蕭條中走出來。而奧地利學派認為,蕭條是市場自身調整的必然過程,有助于釋放經濟中已經存在的問題,政府干預只能使問題更糟。事實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預(包括擴大公共投資、限制工資下調、貿易保護主義法律等),那次危機不會持續那么長時間。

    新宏觀對該論調的駁斥如下:

    首先,經濟周期是人為周期?

    這是沒用的廢話,因為經濟活動本身就是人的活動,奧地利學派也公開宣稱為行為經濟學。

    需要研究的是經濟周期的歷史,它不是天生的,而是歷史的產物,央行出現前并沒有經濟周期。1844年英格蘭銀行實施《比爾條例》,英鎊成為世界債務性貨幣,結果1857年出現了第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1913年美聯儲成立,1929年爆發美國大蕭條。央行出現前的貨幣為金銀等實物貨幣,它們是從地下挖掘出來的,他人通過買賣所得,不需要還本付息,即沒有給社會帶來債務,反之,央行出現后的貨幣為債務貨幣,需要還本付息,給社會帶來了債務,結果出現了經濟周期,因此,貨幣性質的變化導致了周期。

    其次,經濟危機是因為長線產品的比重高了?

    這是無稽之談。

    迂回生產的產業鏈條比手工業更長,分工更為深入,附加值更高,重工業比輕工業所需要的技術更加先進,經濟效率理應更高。

    再次,經濟危機是過度投資?

    如此,奧地利學派找到了適度合意投資?它們找不到。

    還有,美聯儲低利率誤導了投資?

    如果美聯儲能誤導企業家投資,這就與其鼓吹的企業家的理性才能相矛盾。

    事實上,利率屬于成本,企業家決策的依據是收益,它等于收入減成本,既然加大投資,必然是有贏利預期,而盈利預期來自哪里?

    利潤表。

    問題在于利潤表存在誤導。

    在微觀上,個別企業不追加投資,可能也會有利潤,比如依靠領先的專利技術,或者百年老字號等,它的利潤來自競爭對手的虧損。

    但是,在宏觀上,這一經驗無法成立,因為需求與投資相互關聯,需求來自投資,沒有投資,就沒有需求。

    即在宏觀上,企業投資成本=居民收入=消費支出+儲蓄支出,顯然,消費支出小于企業投資成本,因此,企業投資必然發生貨幣性虧損與商品過剩,物價嚴重通縮。由于利潤表分期計提折舊,故利潤表在投資初期表現良好,企業家決策的依據是利潤表而非現金流量表,因為企業家們基本是由小到大發展起來的,認為小企業的贏利經驗一樣適用于大企業,這就鼓舞了企業家們借貸投資,但大企業沒有競爭對手的虧損補償,只能直面儲蓄漏出,結果是債務累積,龍頭大企業倒閉,典型如次貸時的通用汽車、房利美、房地美,以及現在的海航、方正等。

    迂回生產將產業分級是一大進步,但是,它仍將資本品與消費品一起作為最終品,這樣就沒有現金為王的理念,從而無法建立宏觀貨幣流理論,新宏觀在迂回生產的基礎之上,加入魁奈生產表分配理論,構造了產業樹模型,然后確定貨幣流量為基礎貨幣扣除法定準備金部分,貨幣流速為一月一次,消費函數為收入*(1-儲蓄率),得出月度GDP=M*(1-S*D)^(N-1),其中,M為基礎貨幣,S為儲蓄率,D為法定準備金率,N為月度序數,它統一了投資乘數、貨幣乘數、費雪公式。當貨幣流量觸及低限時發生流動性短周期,貨幣當局可以通過量寬、降準以及降息以降低儲蓄率,達成增加貨幣流量予以消除,當債務存量遠大于貨幣流量,以至于無法支付利息時,即所謂明斯基龐氏融資,形成債務性長周期,從而完成了經濟周期的量化。

    農民觀察日月旋轉,四季輪回得出了農歷二十四節氣,然后春種秋收,但他們并沒有真正理解天體運轉背后的牛頓萬有引力。因此,與其說奧地利學派預測到了大蕭條,不如說是重復了馬克思的經濟周期必然發生論,它無從知曉基礎貨幣、儲蓄率、法定準備金率、月度序數等變量引起的周期路徑變化。

    放任經濟周期損害人類福利的奧地利學派極其不負責任

    奧地利學派放任經濟周期肆虐,對成千上萬的國民饑不果腹,露宿街頭無動于衷,如此的冷漠理性經濟學何用?

    政府每年投入大量的經濟研究經費,學生窮其精力而一無所用,堪稱勞民傷財。

    經國濟世,救濟天下蒼生,增進社會福利是經濟學的道義所在,奧地利學派背叛了經濟學宗旨,應為天下棄。

    7、對經濟周期視而不見的新古典自動均衡派刺猬般地存在

    盧卡斯、巴羅鼓吹的新古典自動均衡整日埋在高等數學的黑洞中不問天下事,萎縮為黑板經濟學,盤踞在高校課堂。

    另一方面,它又張開身上的硬刺,不允許異端的批評。

    8、打破傳統經濟學閥對頂級期刊的壟斷,呵護經濟學新生

    張維迎所謂的美聯儲低利率誤導實際是理性選擇。因為1921年發了嚴重通縮CPI為-14.8%,整個20世紀20年代美國都籠罩在通縮之中,降低利率是必然選擇。

    弗里德曼指責大蕭條是由于美聯儲不當緊縮所造成的,同樣不成立。事實上,以1790年物價指數為100計,1900年為105,而1920年卻急劇飆升至276,即便通過緊縮,大蕭條前夕的1928年物價指數也高達230。如不調控,則經濟路徑偏離周期軌道,跳向惡性通脹。

    綜合起來看,大蕭條前夕,美國是在高物價水平之上發生的通縮,同時伴隨著產出下降,即滯脹與蕭條交替,比如1920年的GDP增長率為-0.9%,CPI增長率為13.9%,1921年GDP增長率為-2.3%,CPI增長率為-14.8%,形如21世紀初的日本。

    對于債務長周期,如果提高利率緊縮強制去債務,則負債企業破產,生產主體受損,失業增加,陷入蕭條,如果實施量寬以保債權,則企業限產保價,儲蓄炒作房地產,形成滯脹,即高債務、低利率、低增長的新平庸常態。即滯脹不是凱恩斯主義帶來的,它早在1893年、1896年、1904年的美國就已經出現,它是債務長周期的必然階段。

    凱恩斯主義的本質在流動性陷阱下,增加債務,擴大投資,帶動就業,使儲蓄大于投資恢復為儲蓄等于投資,避免了蕭條,但儲蓄等于投資卻會帶來債務累積,因此,無法改變壟斷投資必然虧損的規律,只是將企業債務轉移至政府,導致政府債務持續上漲。

    可見,傳統宏觀調控政策可以反通脹與通縮,但它對債務長周期卻失效了,新宏觀找到了債務長周期的貨幣發行帶來的基礎債務與貨幣運行儲蓄衍生債務兩大根源,并嘗試以儲備需求加以消除。

    政府經濟決策的智囊是頂尖的經濟學家,格林斯潘、斯蒂格利茨、曼昆、伯南克都曾擔任白宮經濟或美聯儲主席,享有崇高的聲望,并非張維迎所講的經濟學家也是利益中人。

    經濟政策失效的原因是經濟學失靈,經濟學需要根本性的變革,這就要打破傳統經濟學閥對頂級期刊的壟斷,新的經濟學才能破土而出,造福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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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簡介


山東寧陽人,現居天津。1992年畢業于西南石油學院自動化專業,中國社會科學院MBA,國際財務管理師(IFM),第一經濟首席經濟學家。當代宏觀經濟學者,主要從事西方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控制論等跨學科領域的研究,新宏觀主義創建者,儲備需求倡導者,指出儲備需求為第二大最終需求,它實現了對消費需求不足的價值補償,是擺脫周期性經濟危機的根本路徑。著有《新宏觀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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